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
2022年底，重庆巫溪县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，称在电商平台购买“药浴包”被骗1682元。立当天案，4天后就组织几百名警力跨省赶到杭州，将一家公司100多名员工全部拘传到1200多公里外的重庆，并查封扣押数千万元资金。
当事人提出质疑：报案金额1682元，离诈骗罪3000元的立案标准还差一截；立案当天就破案，侦查程序是否合规？多位办案民警用个人微信、支付宝账户收取嫌疑人款项至少50余万元，且未出具任何收据。
这不是个案。类似的“远洋捕捞”式违规跨省执法，在2024年频频被媒体曝光——办案机关为追求案件数量和经济利益，将本可通过民事、行政途径解决的纠纷升级为刑事案件，甚至不惜突破程序底线。
刑事打击一旦被滥用，伤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权益，更是法治的根基。
为什么刑法必须是“最后手段”？
刑法学家有一个共识：刑法是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——限制自由乃至剥夺生命，因此它必须是最后的手段。只有当民法、行政法手段“失灵”时，刑法才应当介入。
“刑法谦抑性”原则的核心逻辑就是三句话：刑罚无效时不设罪、他法可替代时不入罪、无效益时不追究。
换句话说：能用民事赔偿解决的事，不要动用行政处罚；能用行政处罚解决的事，不要动用刑事追诉。刑法不是“社会管理工具”，而是“社会治理工具”。把本应由民事、行政法律调整的行为纳入犯罪圈，就是过度犯罪化——这在后果上往往“弊大于利”。
实践中常见的“扩大化”表现
第一种：逐利性执法——“远洋捕捞”
所谓“远洋捕捞”，是指办案机关以经济利益为目的，远赴外地跨省抓捕企业主或员工，大规模查封扣押资金。重庆巫溪案就是典型案例——报案金额不满立案标准、个人账户收款、程序违规，背后动机值得追问。
更直接的案例：河南渑池县法院在一起涉嫌生产、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中，直接出具《退回决定书》，明确写道：“结合管辖与通常规定不符，不排除公安机关有‘远洋捕捞’、趋利执法之嫌。”
检察机关自身也在强化监督：南京检方在审查案件时发现多起案件存在“应查未查、降格处理”等异常情形，依法揪出了5名充当恶势力“保护伞”的执法人员，其中一人被判十年六个月。
第二种：以刑化债——把民事纠纷当成刑事案件办
2024年初，“女企业家讨工程款被批捕”事件引发轩然大波。问题在于：如果真的是合法债务，为什么要用刑事手段来解决？这种行为被学者和实务界称为“以刑化债”——用刑事追究来消灭合法的民事债务。
如果债务本身是合法的，即使维权方式有不规范之处，也应当通过民事途径解决。一旦动用刑事手段迫使债权人放弃债权，法治根基就被动摇了。
第三种：过度入罪解释——“轻罪时代”的隐忧
当前我国已进入“轻罪时代”——犯罪门槛不断降低，大量本属行政违法的行为被纳入刑事处罚。预防型立法将规制节点大幅前置，对公民行动自由和权利空间形成挤压。
学者姜涛指出，过度犯罪化有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两个来源：前者是增设新罪、不当扩大罪名范围；后者是司法裁量违背罪刑法定原则，采取不当的扩张解释把本不应入罪的行为解释为犯罪。
守住底线的正确做法：分层治理
刑事打击不能扩大化，不代表不打击犯罪。正确路径是分层分类治理：
轻罪：多适用警示教育、社区服务等非刑罚措施
普通犯罪：采取常规刑罚措施
严重犯罪：依法保持高压态势
对涉黑涉恶案件，最高检明确要求“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，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”——不能降格处理，但也不能人为拔高。
嘉峪关市检察院在部署扫黑除恶工作时也特别强调：要坚持“不放过、不凑数”，严格审查黑恶势力相关特征证据链，坚决防止凑数定案。
写在最后
刑事打击不能扩大化，不是对犯罪的纵容，而是对法治的坚守。当刑法从“最后手段”变成“首选工具”，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“扩大化”的对象。刑法的刀，必须砍向真正的犯罪，而不是砍向经营纠纷、民事争议或无辜的企业——这把刀有多重，握刀的手就应当有多稳。
刑事律师/刑辩律师/山东杰盟律师事务所
指导老师：梁立营
撰稿人：吴永康
【山东杰盟律师事务所】刑事辩护团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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